在很多人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空间”这个变量不无关联。显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会受到其出生或成长的地理位置、物候环境等空间因素的影响。就这一层面来说，“空间”理应成为一种解释社会的路径和理论。
实际上，从社会学产生并发展至今，社会学家一直没有忽视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在许多社会学著作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相关论述。颇有意思的是，与这种“源远流长”相比，近些年来，学界却出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的提法。为何会出现此种反差？“空间转向”能为社会学开启哪些新的研究视阈？其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价值何在？
“空间转向”源自时空体验转型
究竟“空间”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议题？许多学者对此予以否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教讲解释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具体表现为地理空间、建筑空间、居住空间、城市空间、乡村空间等。人生活在空间中，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也以空间为载体。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所以，社会学把空间作为分析维度并不鲜见。譬如社区研究、小城镇研究、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均是例证。
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教授何雪松看来，“《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重要的空间理论文本。它主要讨论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何消解了空间，建构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体系’。”
既然“空间”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并不陌生，那么“空间转向”的提法又从何而来呢？
在罗教讲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制约。由于技术所限，“空间”这个外生变量不易实现量化测量，也使其不能够成为内生变量而进入社会学的分析模型。因此，社会学常以模糊的文化因素来掩盖空间变量对人的影响。
“得益于当代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叉融合，再加上人类生存空间形态与空间观念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互联网虚拟空间等新型空间形式的出现，迅速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观念和行为方式。凡此种种，都促使社会学对‘空间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罗教讲说。
可见，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实则是时空体验转型背景下的“空间”重申。基于此，空间社会学应运而生。
解决空间变量的内生化问题是关键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潘泽泉强调说，要弄清楚“空间转向”究竟为社会学研究开启了哪些新视阈，关键是把“空间”作为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换言之，空间的分类系统是有着独立存在的逻辑和运作机制的。这种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社会发展或解释人类行为。
“比方说，我们有可能从‘空间’角度来把握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再比如，隐藏在新的城市空间形态背后的，正是社会权力的分配机制。总而言之，空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场所，更为各种社会力量成长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组合和嬗变的载体；或者从这一视角出发，理解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重构、公共权力转型及文化再造等社会过程。”潘泽泉告诉记者。
要使“空间转向”真正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罗教讲认为，首先要解决空间变量的有效测量，使之成为社会分析模型中的内生变量。
“不难想见，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无法解决，其难度肯定不小。从国内外讨论空间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似乎更多停留在炒作概念、理论思辨阶段。不过，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计算社会学及其先驱计算社会科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罗教讲表示。
“空间转向”有其必然性
受访学者认为，尽管空间社会学的一系列理论引自西方，但是中国许多独特的空间形态很难在西方理论框架之中得到全部解释。因此，我国学者在开展空间社会学研究时，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嵌入真实性”。
潘泽泉表示，在市场化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日趋深入，并随之出现了诸如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等现象。与这些基于中国实践的空间重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研究、理解和反思中国社会的变迁。
何雪松则立足宏观视角，阐释了中国社会学“空间转向”的必然性。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展示了全球存在。特别是‘一带一路’、‘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大战略的推进，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新兴力量的国际责任。这样的全球存在给我国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空间课题。”何雪松说，“作为全球化的利益相关者，中国要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展现大国崛起的自信与关怀。这就需要扎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为其提供知识准备，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推动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也许空间社会学的知识贡献，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有别于西方的全球空间秩序。”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空间社会学并非没有“短板”。潘泽泉发现，学界对空间社会学及其方法论基础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尚且处于知识建构和生成阶段，要将其整合到既有的理论范式中，仍有待努力。
“该学科的本土化知识的建构，如何既能延续西方经典理论并与之对话，又凸显还原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还需要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性思考。”潘泽泉建议。 |
